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审计长。
他们在判断中所指的宪法精神，其含义均与上述推断相符，从而印证了推断的正确性。在我国，用历史解释宪法的主要挑战在于素材的收集和甄别。
这种解释方法很直接，是公众理解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规范的首要方法，在当代各法治社会都是解释宪法的起点和基础。学界就二者何为宪法原意争论不休，其背后的追问是：在朝的制宪者与在野的公众谁更具有民主正当性，更能代表我们人民？美国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对峙关系，所以有这样的追问。修法时还从多方面加强了合宪性审查工作。而我国宪法在起草时注重文本的整体性，各条文之间存在细密的联系。在几个大国占据世界宪法话语优势的今天，这种实事求是的立法态度尤其可贵。
宪法序言虽然没有直接评价英烈功勋，但是指出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这才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所谓历史解释，就是从宪法制定和修正的背景和过程中阐发宪法的规范意义。民法学者所设定的标准则通常限定更为严格，例如梁慧星认为行政合同只能存在于行政权力作用领域，从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2]该批案例在发布时曾被称为参考案例，参见黄永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只不过由于本案发生在《行政协议解释》颁布之前，因此最高法院在再审裁定中笼统认定案涉协议实质上系大英县政府为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以及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虽与《行政协议解释》中的具体规定并不相符，似乎亦无不可。尽管本案审理过程中所适用的司法解释应为《适用解释》，并非《行政协议解释》，但由于两司法解释的规范模式基本相同，因此本文仍以现行《行政协议解释》为依据展开分析。[21]基于该阐述，可以将内容要素具体分解为三项内容：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
如系部分替代，协议对于行政决定的哪些部分形成替代作用，应作出具体阐述。[75]就现有资料，笔者认为以下两项协议内容有可能触动行政权，分述如下：1.关于处置资产的约定案涉协议双方约定的具体条款中，包含有乙方如何处置永佳公司资产，甲方无权干涉等约定。
[67]亦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行政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形成替代该决定的行政合同。[6]新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前的争议状况，参见江必新：中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体系、内容及其构建,《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第1159—1175页。有学者甚至认为：只能以‘一案一议的方式，建立具体合同关系法律属性的判断。其三，从本案法律关系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来看，亦可认定案涉协议并不能替代行政决定。
[48]当前在德国学界中，主导说无疑居于通说地位，触动说的影响则较为微弱。[51]王利明，见前注[7]，第11页。如何识别行政协议的问题，仅凭抽象规范难以设定明确的界分标准，而是需要借助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具体识别方式。尽管如此，上述交乙方行使管理权,将强制依法关闭等表述，似更应被认定为触动行政权的条款，因为民事合同中通常不会出现行使管理权与强制依法等表述。
[63]陈天昊，见前注[33]，第144页。权力说则对于行政协议的范围限制过于严格，因为协议约定事项亦有可能并不限于行政权力行使领域。
摘要: 行政协议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如何识别行政协议的问题引发了持续争论。简言之，就是要看案涉协议是否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
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然而，最高法院在作出上述认定的同时，并未具体阐明协议系如何替代行政决定。然而，由于本案所采用的形式标准不具有识别功能且实质标准缺乏实质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采用所谓综合判断法，使得本来就难以具有识别功能的上述标准所可能具有的作用变得更为不明确。在本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之后，一个由法律、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组成的行政协议识别方式体系已建构完成。[25]杨科雄认为，判断行政协议应主要依据行政法上的权利（力）义务。永佳公司认为案涉协议为行政合同，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认为其系民事合同。
第11条第2款还明确规定，除新行政诉讼法第12条列举的两类协议之外，其他行政协议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列。[75]Carl Hermann Ule/Hans-Werner Laubinger,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3.Aufl.1986,S.506f.[76]见前注[5]。
那么，在现有成文规范与典型案例所建构的体系中，行政协议识别方式是否业已确立、还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进一步完善，正是本文所探讨核心问题。[55]参见应松年、朱维究：《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页。
例如早期教材中，曾将之表述为确立、变更或消灭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尽管行政协议已经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由于实体性规范的缺位，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在短时期内难以统一，学界的争议亦相较于修法之前更为激烈。
当然，就本文所聚焦的行政协议识别方式问题来说，关键区分点仍在于协议条款是否触动行政权。依据上述规定，德国学界通说认为，设定、变更或终止行政法律关系为行政合同的基本内涵。[37]德国《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的公法合同可分为对等权合同（koordinationsrechtlicher Vertrag）与主从权合同（subordinationsrechlicher Vertrag）两类。仅从其字面表述来看，不难发现这一定义过于宽泛，无法具体适用于识别行政协议。
[59]参见杨科雄，见前注[26]，第65页。[47]基于主导说，尽管合同带有部分公法因素在内，但如果其主导性内容为民事性条款，该合同亦应被识别为民事合同。
[9]此后发布的《行政协议解释》第1条中，增列了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等协议。然而，基于本文所主张的触动说，尽管协议并未替代行政决定，在协议中包含有其他触动行政权条款时，亦应认定其为行政协议。
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综上所述，由于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可能形成不同解释，不应仅基于其字面表述来识别行政协议。
[26]韩宁认为，行政协议的判断标注应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为核心。另见李广宇、骆芳菲：‘关于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与第三人效力撰写的案例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425页。[10]赵德关：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复议审查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4页。相反的情况下，倘若基于案情不能适用有关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则即便在案涉协议履行不能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实际上依然无法依据第四项约定对该企业予以强制依法关闭，致使该项约定内容无法实现。
由于其中所采用的形式标准并不具有识别功能，实质标准缺乏实质内涵，对这些标准予以综合判断亦无助于行政协议识别方式的确立。[58]然而，对于协议究竟如何触动行政权或替代行政决定的问题，现有论著多语焉不详。
因此，识别案涉协议的法律属性，应基于协议中的条款内容作出判断，不应取决于不具有确定性的主观意图，这正是本文前述所谓标的理论的意义所在。[28]余凌云：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亚鹏公司案为分析样本的展开,《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105页。
[71]此划分并非以所谓双阶段理论为基础。其原因或许在于，何为优益权的问题不仅成文规范中并未予以明确规定，迄今为止亦未在学界形成基本共识。
